上海，作为冒险家的乐园，受到了无数投机分子的追捧。许多人在这里获得了巨额财富，也有人在这里输得倾家荡产。

因此，在外国资本家的眼里，扎根农村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而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，是根本不会管理这座大城市的。
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国民党从这座城市撤离，但却留下了满目疮痍。

那时候，上海的物价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循，上海人民拿出三万金圆券，只能购买一张大饼。然而，这样的物价也不是恒定的，随时都有上涨的可能。

因为，如果手里有大量的金圆券，只能到国民党开设的银行去兑换，而国民党早已撤离了上海。

面对被帝国主义封锁的茫茫大海，上海人民怎么可能去台湾兑换。所以，他们那些金圆券就是一张张废纸。这些金圆券，就是当年蒋经国留下来的。

1948年8月，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，来到上海，整顿金融市场。

当时，蒋经国提出了“只打老虎，不拍苍蝇”、“打祸国的败类”、“救最苦的同胞”等一系列看似为人民的口号。

那时候，为了实现他的目的，蒋经国还调来了“勘乱建国大队”，组织了“上海青年服务总队”，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基干队伍，到全市库房、水陆交通场所，进行了搜查。

期间，蒋经国虽然对触犯法令者，吊销了执照，没收了贷物，还法办了商号负责人，甚至枪决了犯勒索罪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，官员戚再玉，以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，还逮捕商人、富户64人。

但这些都是为蒋经国的目的服务的。遇到四大家族后，便在蒋介石、宋美龄的干预下，只得释放了已被查封的上海杨子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。

有人说，这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。但这只是掩人耳目，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。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撼动四大家族的信心。

11月，蒋经国带着他在两个多月中搜刮而来的黄金114．6万余两，美钞3452万余元，港币1100万元，银元369万余元，银子96万余两，离开了上海，而把不可能兑换的金圆券，留给了上海人民。

这样的行为，结果就是把一个满目疮痍的上海，留给了人民。因此，解放后的上海，物价飞涨也就十分正常了。

面对如此局面，上海市长陈毅没有灰心，想尽办法提振留在上海的人们的信心。

期间，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，制定了“反封锁六大方针，五大任务”，在报中央批准后，向上海全市人民公布，并进行了大动员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，上海市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。对此，陈毅感到十分欣慰。他满怀信心说：

“帝国主义曾轻蔑他说，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，管城市一无人才，二无效率。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，共产党下了‘海’就会淹死。事实证明，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，游到彼岸！”

在大面好转的时候，一些阴暗面也依然存在。比如：7月6日，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“七·七”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。

当天，陈毅检阅了游行队伍。

然而，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，一名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了游行队伍，而且态度十分蛮横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。

当然，美国人对此也已经习惯了，况且这位美国人还是曾经的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。在蒋介石统治上海时期，他们就是这样的，一时也难以改变。然而，陈毅却不惯着他。

很快，陈毅便下令：“拘留起来再讲！不管美国人英国人，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，就可以制裁他！”

最终，这位美国人在被拘留期间，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了一份“道歉书”。

消息一出，上海市民非常激动，大家都拍手称快，并说：“过去美国吉普压死人只有对天哭，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，人民政府有志气！”

当然，陈毅也不是对每一个外国人都如此对待。早在上海解放前，陈毅便制定了一个规矩：

“对守法外侨，我们要保护，对外商企业，依中央方针区别对待，逐步接管，时间上有先后，方法上有没收、代营代管、对价转让等几种。对于电、水、公共交通及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，要发动中国职工团结外籍职员继续生产经营。”

然而，这就是说，如果外国人能够在上海遵纪守法，是能够得到保障的。反之，就是被打击的对象。

比如，在对待外国人在上海开设的跑马厅、跑狗场这些赌博营业场所方面，就要采取打击的手段。

那时候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陈毅要求他们禁止其营业，但并没有直接对他们的这些营业场所进行没收，只是征收高额地价税款。

就这样，在坚持了不到一年后，那些英国老板就支撑不下去了，主动发出请求，将跑马厅、跑狗场的产权无偿交给人民政府。

在接收了这些营业场所的产权后，陈毅十分重视，亲自参与了设计规划，将这些地方建成了文化广场、文化俱乐部和上海展览馆，而在它的北边则建成了人民公园，南边建成人民广场。

就这样，那些由外国资本家设立的吸血窟和淫乐场，在回到人民手中后，获得了新生，成为了上海人民都十分喜欢的场所。